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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起跑线上论输赢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人生是一场马拉松!

原标题:起跑线上论输赢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人生是一场马拉松!

本文是吴军博士为自己的著作《大学之路——陪女儿在美国选大学》所写的前言。

吴军博士是知名计算机科学家,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曾任腾讯副总裁,现任丰元资本创始合伙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学院董事等职,著有《浪潮之巅》《数学之美》《智能时代》多部畅销书。

在《大学之路》这本书的前言中,他谈了中美教育观念上的一些重要差异,中国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自己教育子女的一些经验,浓缩了他对教育问题的整体理解,阐述了他的一些重要教育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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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谈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接受(高等)教育的意义何在?或者说得更通俗一点,为什么要上大学?每一个学生、家长甚至是老师未必会深究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觉得上大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上大学就没有好工作,成功的机会就低,就会处在社会的底层,这是很现实,也是很容易让人理解的想法。

我的父母由于家境问题并没有受到太多、太好的教育,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在工作时一点点弥补他们学识的不足,一辈子工作得非常辛苦(虽然他们也乐在其中),因此他们觉得我和弟弟应该获得尽可能多、尽可能好的教育,以便能过上比他们更好的生活。因此,在我和弟弟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向我们灌输读书的重要性,时间长了,我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读书很重要”和“必须上大学”的观点。

我想,我父母当年的想法和做法代表着如今中国大部分家长的想法和做法。但是年轻人容易有逆反心理,听长辈们说多了,即便觉得有道理,也会烦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给孩子施加压力,孩子就会觉得学习是为了父母,久而久之就变成了被动地学习。

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助教时,辅导的课程常常有近百人(这在美国私立大学中算是很大的班级),班上大约1/3的学生是亚裔(第一代移民的子女),他们进入大学时的成绩平均应该比其他族裔高不少,但是这些学生中表现突出的并不多,很多都学得被动。反观白人孩子,虽然有不少成绩实在令人看不过去(我还遇到过期末考试得零分的白人学生),但是另一方面却有相当多出类拔萃的,他们学习非常主动,这不仅体现在对所学的学科非常有兴趣,愿意花更多的时间,而且成绩优异。

这是我在亚裔子女或清华本科生的身上很难看到的。我弟弟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时,也注意到了类似现象。这其实反映出美国人和亚洲人有着不尽相同的教育理念,一种是出于兴趣而学习,另一种则是为了很现实的利益而学习。目的不同,结果常常也不相同。

亚裔家长无形中给了孩子太多的压力。1998年,著名花样滑冰选手关颖珊和美国另一名新秀,高一学生李宾斯基(Tera Lipinski,当时只有15岁)争夺奥运会女子单人滑冠军。在决赛中,经验丰富的关颖珊因为紧张而造成失误,最后屈居亚军,而李宾斯基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正常发挥,获得了冠军。赛后,两人在接受采访时所讲的话其实折射出两种教育的差异。李宾斯基讲,我当时就想着转呀转呀,结果完全发挥了水平。而关颖珊讲,我想到我的父母,我的奶奶……为了报答他们,我要好好发挥。正是因为来自上一辈太重的压力以及对冠军过多的渴望,使得关颖珊在那次奥运会上错过了她一生中最有可能获得奥运冠军的机会。

重压之下的中国学生,踏上大学之路就成了家长实现自己梦想的延伸,很多年轻人在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会觉得他们总算完成了家长交给他们的使命。在这样的想法下,他们所走的大学之路也是目标非常明确——冲着文凭而去。当他们拿到毕业证书的那一刻,又会觉得自己总算结束了不很情愿的考试生涯,接下来一辈子再也不想学习了。

遗憾的是,人生是场马拉松,拿到一所名牌大学的烫金毕业证书,不过是在马拉松赛跑中取得了一个还不错的站位而已,人生——这所真正的大学——路途才刚刚开始。看过马拉松比赛的人都知道,在起跑的那一瞬间道路是很拥挤的,但是当1/4赛程过去之后,选手们彼此的距离就拉开了,在起跑时占得的那一点便宜到这时早就荡然无存了。

很多中国的家长都在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此他们会让孩子在起跑线上尽可能地抢位子。但其实,成功的道路并不像想象得那么拥挤,因为在人生的马拉松长路上,绝大部分人跑不到一半就主动退下来了。到后来,剩下的少数人不是嫌竞争对手太多,而是发愁怎样找一个同伴陪自己一同跑下去。因此,教育是一辈子的事情,笑到最后的人是一辈子接受教育的人。

每当别人问起我父母培养我和弟弟的经验时,他们给出的答案其实让求教者们颇为失望,因为那些都是所有中国父母都知道,而且已经做了的事情,比如“要教育孩子读书的重要性”,等等,并不是什么别人不知道的秘诀。我的父母教育子女应该算是成功的,但是他们自己却一直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教育子女的真正秘诀。我和弟弟很多年后回过头来看,才明白秘诀其实在父母自己身上。

我的父亲没有机会上一个全日制正式的大学,不过他学习了一辈子。他利用在大学工作之便,去补习了一门又一门大学课程,并且非常努力地做科研工作,得了很多国家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最后居然能在一个极为看重文凭的大学里被提升为教授级研究员,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在我的印象中,父母晚上从不参加应酬,甚至不看什么电视剧,总是非常有规律地学习。我的母亲现在快80岁了,依然每天坚持学习。父母并不知道,他们在对我们兄弟的教育上最成功之处,是以他们的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让我们渐渐养成了终身学习的习惯。

我自己的大学之路十分漫长,一辈子上了24年学(中小学11年,国内大学本科5年加两年研究生,在美国读博士6年),比我工作的时间还要长(到2015年为止我工作的年限不过18年)。如果从进大学的第一天算起,到我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离开学校,前后居然长达18年之久(1984年到2002年),这中间,我两次去工作,又两次回到学校读书。

我弟弟看上去比我幸运一些,从进清华到获得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只花了10年时间。不过在这之后,他虽然在工业界工作,但依然要不断地学习各种新知识,不断地写论文,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申请专利。在他十几年的职业生涯里,获得了140多项美国发明专利,并最终成为世界上一家很大的半导体公司的首席技术官(CTO)。如果从他进大学算起,他也持续学习了几十年。

对我们兄弟这样没有家庭背景,又缺乏冒险精神的人来说,大学教育使我们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但是最终的成功更多地受益于不断的学习。在我们读中学、读大学时,都有不少一起竞争的同学,但是越到后来,和我们在一起接受教育的人就越少。到了博士毕业后,还能像我们一样坚持学习新知识的人并不多。回过头来看,一些过去比我们读书更优秀,在起跑线上抢到了更好位置的人,早已放弃了人生的马拉松,我们能够跑得更远,仅仅是因为我们还在跑,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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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会问,这么多年你都学了些什么,有什么好学的,学的那些东西对生活和工作真的有用吗?这就涉及到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年轻人在大学里的路该怎么走。事实上,如果从功用的角度来看,我的高等教育效率非常低,我在本科学习的课程大部分不仅对工作没有用,而且对后来学习专业课也没有用。根据我和很多大学生交流的经验来看,今天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解决。

这一方面说明高等教育本身有非常大的改进空间,或许我们可以接受到更好、更有效的教育,以至于我不需要花费长达24年的时间在学校里做学生。另一方面也说明高等教育的意义可能并不在于课程本身。大学的生活经历和高等教育本身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而课程的内容是第二位的。在大学里不论学什么课,只要学的东西足够多,时间足够长,人就会受到教育。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似乎应该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在大学里要走的路远不止读书、拿学位这么窄,这也是我一直强调通才教育的原因所在。

当我的孩子梦华和梦馨开始接受教育后,我和很多家长一样,当然希望她们的大学之路能够比我走得更精彩,也更轻松。我也知道最重要的是,要让她们能够懂得教育是一辈子的事情,这样她们的路才能走得更长。

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不能让她们害怕教育。梦华和梦馨视力都非常不好,她们的眼睛只能让她们每天晚上花一般孩子一半左右的时间看书。梦华在最后申请大学时,她大部分同学都在熬夜不断优化自己的申请材料,她却不得不在10点钟就休息了。并非她不想熬夜把自己的申请材料写得更好一点,而是眼睛不允许。而梦馨虽然还很小,已经需要每周花大量时间在户外以保护眼睛。

或许是因为这一点导致了学习强度不大,她们迄今为止没有厌倦学习。我一直给她们灌输这样一个思想:当你们大学毕业后,你们的同伴大部分不会再坚持学习了,只要那时候你们还在不断地完善自己,你们就能赶上并超过别人。

在教育子女上,我能想到的第二个培养孩子们学习兴趣的方法,就是由着她们的兴趣,学习和从事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这一代人在接受教育、选择专业时,不得不考虑未来的生计问题。但是,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更多地考虑如何成为更好的人,更有用的人,把教育看成是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而不只是为了未来的生计而学习。梦华申请大学时我对她讲,“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好人,即使你上了De Anza College(我们家附近的一所两年制学院,相当于中国的大专),我和你妈妈也会喜欢你。”所幸的是,在相对压力小的环境里,到目前为止她们在读书上似乎比我小时候更有自觉性,并且她们都有足够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随着梦华不知不觉地步入了即将上大学的年龄,我必须和她交流应该接受什么样的大学教育,因为今后的教育则要完全交给大学和她自己了。于是,帮助她找到一所适合她的大学就变得非常重要。

对高中生来讲,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大学并非简单地看《美国新闻与世界导报》的排名,而是要让自己的特长、兴趣和志向与大学的特色做最佳匹配。从我和我弟弟的经验来看,我们的博士教育其实是对我们自身特长和兴趣的最佳匹配,如果让我们去上对方的学校(都是一流大学),得到的结果就会差很多。因此,为了帮助梦华了解美国诸多优秀大学的本质特点,我从几年前就开始系统地研究美国大学的本科教育,尤其是研究美国著名私立大学的特色。

当然,我研究大学教育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出于对培养年轻人这件事本身的兴趣。我在清华大学做本科生班主任时,曾把那个班级(清华无线电931班)训练成了全校最好的班,看到很多学生事业有成,是最让我高兴的事情。

在美国,虽然我没有担任正式的教职,但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给我提供了一个参与大学管理的机会,让我能够或多或少地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一些作用。为了能胜任我的工作,我一直在研究世界著名大学(主要是英美大学)的教育经验,包括它们几百年来所走过的路,这样才能提出有益的建议,才有可能让这所一流大学更上一层楼。同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个平台也让我有了和校长、院长、系主任们和教授们定期或不定期地一同探讨办学想法的机会。这让我对美国大学的方方面面有了较深的了解。除此之外,我了解美国大学的另一个方法就是在和它们的毕业生一同工作时,通过他们来了解他们的母校,并且通过和他们的交流,掌握他们母校的一手资料。当然,每当我受邀到各个大学做学术报告时,我也会很珍惜和它们的教授及学生交流的机会,这样可以了解到很多大学不对外公布的信息,尤其是他们在招生和提升教授上的潜规则。

虽然我是如此关注梦华对大学的选择,但是把我对美国名牌私立大学的了解和看法传递给孩子,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通常,当孩子们进入青春期以后,他们和父母之间是有代沟的,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因此,对家长的话,他们其实是将信将疑的,而能让她们同意参考家长意见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她们通过亲身经历,体会到家长的建议还是有价值的。

为了帮助梦华找到自己喜欢的学校(而不是我认为好的学校),最好的办法就是带她去实地看一看。为此,从梦华进入高中阶段开始,我们就带着她去实地看了英国和美国的很多名牌大学,让她自己对那些学校有感觉,这样我们才有交流的基础。对于那些她很有可能会选择的大学,她自己也花了更多的时间去体验,比如,她去了麻省理工学院三次,在斯坦福和约翰·霍普金斯各自度过了一个暑期,这让她对自己感兴趣的大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不出我所料,她对大学的看法和我的看法有相当大的差异,她很快就放弃掉了很多我认为非常值得考虑的大学,比如剑桥、牛津和芝加哥大学,但是经过交流我们还是能达成某些一致。在书中介绍各个大学时,我会把我的看法和她的看法都写出来,以便为不同年龄的人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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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想谈谈我对大学(包括高中)教育的看法,这综合了我和我弟弟教育的经历,以及我对大学教育研究的结果。

首先,大学的教育应该分为两个阶段,以通才教育为主的本科阶段,和以专才为主的研究生阶段。在本科生阶段,学生们接受的应该是“大行之道(Universal Knowledge)”,而不仅仅是“雕虫小技(Skills)”。这个观点是约翰·纽曼根据牛津大学的教育经验总结出来的,他在《大学的概念》一书中讲到:“先生们,如果让我必须在那种由老师管着、选够学分就能毕业的大学和那种没有教授和考试,让年轻人在一起共同生活、互相学习三四年的大学中选择一种,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为什么呢?我是这样想的:当许多聪明、求知欲强、具有同情心而又目光敏锐的年轻人聚到一起时,即使没有人教,他们也能互相学习。他们互相交流,了解到新的思想和看法、看到新鲜事物并且掌握独到的行为判断力。”这实际上是通才教育的精髓。为了保证通才教育,大学不应该限制学生的专业,至少要允许学生换专业。

可以讲,没有好的通才教育,一个人的事业发展就不会有后劲。

美国统计了各个大学的毕业生入职年薪,在前10名大学中,除了工科较强的斯坦福大学和以商学专业见长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是综合性大学外,其余的几乎是清一色的理工科大学(诸如麻省理工、加州理工、卡内基-梅隆和佐治亚理工等)。人们常常谈论的所谓“大藤”,即常青藤大学中最著名的三所大学——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都不在其列。但是,如果考虑学生毕业15年后的情况时,那些以通才教育见长的大学,比如哈佛和普林斯顿,就都进入了前10名,甚至超过了以工科和商科为主的大学。虽然收入并非衡量毕业生贡献的唯一指标,也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大学的好坏,但是至少从收入的变化可以看出通才教育对一个人一生发展的帮助。

今天,中国的学生一进入高中就开始专攻那些高考必考的课程,而一进入大学,他们就被限制在不允许修改的专业中,这不仅失去了得到通才教育的机会,甚至被剥夺了培养自己学习兴趣的可能。我真的为他们感到悲哀。

很庆幸的是,在我自己读高中时受到了很好的通才教育,以至于今天我所具备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素养,足以让我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等我到了大学时,最大的收获并不是学到了多少书本上的知识,而是从老师和同学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正如纽曼所说的“当许多聪明、求知欲强、具有同情心而又目光敏锐的年轻人聚到一起时,即使没有人教,他们也能互相学习”。我要感谢我就读的清华大学将很多优秀的年轻人聚集起来,让我们能够互相影响,互相学习。这些,才是让我受益终生的。

今天的世界和纽曼生活的年代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在那个年代人类知识的积累并不多,一个人完成了通才教育后就能够胜任很多工作,但是现在许多工作(比如生物制药)都需要有专业技能才能胜任。因此,在完成了通才教育之后,需要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1~5年时间不等的专业训练,这个训练可以在学校里完成,也可以在工作中完成,还可以像我一样在工作后再回到学校完成。

最早倡导专业训练的教育家是普鲁士的外交家和教育家洪堡,他是普鲁士教育体系的奠基人。近代大学的专业教育,尤其是研究生院制度,都是仿照德国大学体制建立的。洪堡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给予学生们真正有用的知识,以便他们马上就可以应用这些知识服务于社会。

有了好的通才教育基础和专业知识技能,一个人能走多远,取决于两点,即他服务于社会的意愿以及对所从事的事业的喜爱程度。服务于社会是美国精英教育的精髓。无论是在美国建国初期办学的国父富兰克林和杰弗逊,还是19世纪中期美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教育家吉尔曼和艾略特,都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为社会服务。

今天,哈佛和耶鲁都不强调考试成绩的重要性,因为他们给大部分学生A,也就是说,如果只是为了在成绩单上混一个全A,并不是一件难事。为什么这两所大学在成绩的把控上如此不严肃,并非它们不知道成绩的重要性,而是要向学生们透露出一个信息——你们的学业足够优秀了,你们应该关注课程以外的东西。

事实上,在耶鲁大学,学生一半的时间都花在了课外活动中,因为这些看似和考试无关的活动,培养了学生的各种优秀品质,比如拼搏精神、团队精神、领导能力、社交能力、表达能力、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感。如果在哈佛和耶鲁没有学到这些内容,就失去了在那里读书的意义。

我也走访了很多中国的一流工科大学,发现它们的学生90%的时间都在学习和准备考试。这样固然可以得到很好的专业训练,但是却让年轻人在一生最宝贵的时间里失去了培养优秀品质和综合能力的机会。

(来源:教师博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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